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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网被判侵权我的三伯父李达被迫害时要赴京向毛主席告状

2019-07-05 01:19:11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我的三伯父李达:被迫害时要赴京向毛主席告状

李定宣  李达是党的“一大”代表,是哲学家、教育家,武汉大学校长,也是我的三伯父。他一生笃志嗜学,勤奋着书,对我的影响很大。  1 我六岁进入李达创办并兼任校长的辅仁小学读书,这所学校与一般私塾不同,是培养学生德、智、体、美全面发展的,设有国文、算术(还教珠算)、美术等课程,学校边还有篮球场、单双杠和跳远场地等。李达在五兄弟中排行第三,我们晚辈都习惯叫他三伯父,不称校长。他对我们的教育既亲切又严格。孩提时不懂事,很顽皮,认为这所学校既是三伯父办的,就有家族优越感。有一次,我和两个堂兄欺负邻村的同学,拦在路上要他们“进贡”。三伯父知道后,把我们叫去训了一顿:“怎么好欺侮人家?同学间要团结友爱!做人不仅要学习好,品德也要好。有德有才的人,才能为国家做好事。”我一直铭记着三伯父的这番教导。  大学毕业时,我写信告诉三伯父,年要到工厂劳动,因为时间长,觉得有点浪费人才。他立即来信教育我:“你现在工厂劳动,这很好。你学的是工科,到车间劳动可以得到锻炼,一则可以实现学用一致,一则可逐步克服小资者意识,逐步取得工人阶级意识,为入党创造条件。”1965年我告诉三伯父,我已加入中国共产党,三伯父来信祝贺说:“为之感到欣慰”。在以后的多次来信中,三伯父都要我做一个又红又专的人,这和他以前教育我做有德有才的人,是同一含义。不久还送我他盖章收藏的1952年的《毛泽东选集》,要我“多研究,可得帮助”。  我八岁时就失去父亲,三伯父在物质生活上也给我以父亲般的关爱照顾。1962年国家三年困难时期,作为班干部的我带头将自己的助学金从甲等减为丙等。三伯父知道后,一方面赞许我的积极性,一方面汇钱资助我,使我免受生活窘迫,解决“靠家里维持膳费不足”之困。几十年来,我遵照三伯父的教导,老实做人,努力工作,在工作和专业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绩,差可告慰三伯父。  2 1961年我回湖南零陵度寒假,在家十几天时间,乡亲向我反映,我亦亲眼目睹,农村中出现了“共产风”和“浮夸风”,还有一些农村干部作风腐败,这给乡亲造成了巨大伤害,我心情也难以平静。我提前返校,中途在武昌下车,带着母亲为我准备的送给三伯父的鲜鸡蛋、芝麻糖(是一种用山芋熬成汁,加红糖、花生、芝麻压制、切片而成的土特产),直奔三伯父珞珈山的寓所,我要向他汇报我知道的情况。见面后,我谈到农民在公社大食堂吃不饱,很多人出现浮肿,回家偷偷煮点南瓜汤充饥,被干部发现后,被迫倒掉,他们还给农民扣上了反对人民公社大食堂的帽子;一位姓唐的书记私下偷分公共库存的粮食,农民吃不饱,他不仅吃得肥头大耳,还用粮食喂成群的鸡鸭。三伯父听了十分气愤,他说:“这些人蠢得像猪一样!”第二天,在我老家当干部的两位本家堂兄突然出现在三伯父的寓所,这让我十分惊讶,我没想到三伯父对我反映的情况如此重视。他是听了我的话后,立即叫秘书发电邀他们来武汉面谈的。他严肃地说:“你们简直蠢得和猪一样,吃不饱是事实嘛,浮肿也是事实嘛,他们农民自己搞点吃的,管你们什么事?当干部的要为群众办好事,不要办坏事。”他还讲了1958年“大跃进”以来,出现的各种“左”倾错误造成的不良影响,要求他们回去好好组织乡亲们发展农业生产,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,这样才算得上是好干部。为此,三伯父还特地花钱,从华中农学院购买了双季稻、棉花、西瓜等良种,给他们带回去试种,扩大生产,增加收成。两位堂兄从湖南零陵来武汉的来回路费,也是三伯父出的。  上世纪60年代初,理论界、学术界开始批判杨献珍的“合二而一”论。当时大学的政治课本,是艾思奇主编的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》,我们对照书本,对“合二而一”的理解模糊不清。一次在北京看望正在休养的三伯父,我好奇地问他:“现在怎么批判杨献珍的‘合二而一’了?”他说:“你年轻还不懂,这涉及对立统一法则,对立统一就是对立同一、合一的意思,矛盾双方互为依存,互为转化,处在一个共同体中,这并不排斥矛盾双方的斗争性,而且斗争性也是寓于同一性中的。列宁、毛主席也是这么说的。”他特别强调说:“对于学术界争论的理论问题,不能随风倒,要坚持真理,站稳立场。不能说‘合二而一’就是阶级调和论,就是反对阶级斗争。”那时有个身居高位的“理论家”想利用李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权威,通过各种手段请他写批判杨献珍“合二而一”的文章;当时的苏联电台也煽风点火,说李达在这场斗争中沉默了。面对各种压力,李达就是不做风吹两边倒的假马克思主义,坚持不参与批判“合二而一”。在他的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》中,他也指示编书助手不提“合二而一”,不同意批判杨献珍的“合二而一”观点。  3 1964年8月,正在颐和园休养的三伯父约我去京相见(本来,1965年他说要来上海暂住,后因病去北京治疗,期盼的再次相聚就没能实现)。这次昆明湖畔相聚,除谈些家常外,三伯父特别教导我说:“你学的核物理电子学是高端科学,你要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。”他还谈到:“这几年,身体越来越不好,写字手发颤,已是风烛残年了。毛主席交给我的编书任务,已经好几年了,到现在还没完成……”听到他说这些话,我心酸,也心痛极了,低着头只是听他说,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安慰他,泪水在眼中滚动,差点掉下来。其实,早在几年前,医生就劝告他停止写作,不能太累。但他却不以为然,几次住院治疗,出院后仍坚持写作。他想把毛泽东交给他的编书任务早日完成。  八月底,三伯父说要在开学前回武大。他去武汉那天,我们分坐两辆小车离开颐和园。到北京车站时,所经通道的门卫不让小车开进月台,此时离开车时间大约还有二十多分钟,大家都很急。三伯父叫秘书询问怎么回事,原来车站负责领导忘记事先通知门卫,门卫不知道是李达的车。对此三伯父并没有生气,也没有责怪秘书办事不周。门卫放行时,鞠躬说了声:“对不起,请原谅。”三伯父说:“没关系,你也是坚守岗位嘛。”当我扶三伯父上车到软卧室坐下时,他突然问我:“回天津的车票,秘书给你了没有?”我说:“给了,谢谢伯父。”因我还要回天津大学办理离校赴上海工作的手续,所以没有与他同行武汉。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,三伯父对我的关爱入微而真切。火车徐徐启动,我眼含泪花挥手目送。没想到,这次告别,竟成永诀。  1965年12月5日,我收到伯父一封信,他说:“组织上因我年老多病,主张摆脱武大校长之职,专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。因此,全家已迁来北京。”然而因惦记在庐山休养时毛泽东亲自交给的编书任务,他于1966年2月又回武大暂住,指导助手编书。这次回去是一大灾难,三伯父终在随即而来的那场腥风血雨的“文革”中含冤去世。  三伯父同毛泽东有四十余年的友情。在惨遭迫害时,他还对三伯母石曼华说:“等我病好了,我们离开武汉大学,我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,向毛主席告状!”他根本不明白这场“文革”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他的一切心愿都化为云烟,随风飘散而去。这位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之一,像红烛一样燃尽了自己。  我常常回忆同三伯父相聚的日子,珍藏着他的留影和信件,也不时回味着他对我的人生教导。我永远缅怀他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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